现在这活好干吗？

（宋石男 《看历史》卷首语 2012年6月号）
中国大学的历史，宽泛点可上溯到先秦，迄今已有二千多年。因此，中国的大学必然有其内在精神。可是，如今没几人敢于声称，中国的大学还有什么体面的精神。若用“花果飘零、魂不附体”来形容当代中国的大学精神，似乎不算过于悲伤。
要论精神，请先论其功能。青年来到大学，不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社会机器中一个更有效的齿轮，而是为了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。梭罗说，一棵树长到一定的高度，才知道怎样的空气更适合。人也是如此。而大学，就是要将适合的空气置于青年鼻尖。
在适合的大学空气中，最重要的事就是思维训练。掌握知识或参与社会实践，不过是训练思维的必要条件。如何让青年用自然科学家、社会科学家或人文学者的方式来思考，才是大学的要义。一个人读大学，不是为了被各种事实塞满头脑，而是要提高自己的心智，培养有效思考的能力、交流思想的能力、逻辑判断的能力以及辨别价值的能力。
相应的，大学精神也呼之而出，那就是自由、通识及德性。
金耀基尝言，一部世界大学的历史，可说是一部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。大学之独立自由，并非理所当然，而是相当脆弱的。咄咄逼人的权力是它的敌人，巧言令色的功利是它的对手，匍匐在地的庸俗是它的威胁。蔡元培深刻认识此点，故说：“思想自由之通则，正大学之所以为大也。”但在今日中国大学，独立是奢侈品，自由则是危险品。大学每沦为权力的殖民地，以吏为师的阴霾无处不在。
自由独立是通识的基础，后者又反过来加强前者。在教育中排除掉通识，则摧毁其生命。致力通识教育，是世界范围内有抱负的大学的重要目标。关于通识教育，我个人最喜欢1946年华盛顿大学诺斯兰教授的定义：“其主旨在个人的整体健全发展，包含提升生活的目的、提炼对情绪的反应，以及运用我们最好的知识来充分了解各种事物的本质”。
就在诺斯兰写出这段话的头一年，1945年，哈佛大学推出《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》，开篇引用了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话。前者说：“我们不需要荷马的称赞，我们已经开发了广阔的土地和海洋”。这象征着人们对自由社会的自豪感。后者说：“我们能草率地允许青少年听一些随意编造的故事，以致让他们接受那些成年后不应拥有的思想吗？”这象征着教育可能带来的混乱与分歧。通识教育正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。它既要帮助年轻人成为独立的个体，拥有独特思想和个性化生活，又要使他们适应公共生活，成为共同文化的继承者和合格公民。
实际上，通识教育已部分内涵了第三种大学精神，那就是培育人的德性。但在高速前行又变动不居的现代多元社会，德性很难被界定，也很少被珍视。中国大学也倡导“德育”，很多时候却只是伪善与空谈，甚至沦为意识形态的药丸。
真正的德性在于培育，而非教育；在于自省，而非灌输。钱穆说，中国的学问传统有三个系统：人统、事统、学统。置于首位的“人统”，就是尊德性。他解释说：“人统，其中心是人。中国人说：‘学者，所以学做人也。’一切学问，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，如何做有理想有价值的人。”遗憾的是，钱穆这种话，如今大多数人不喜欢听，他们更喜欢去学如何做一个“成功人士”，而不喜欢去照看什么德性。
尽管现状灰暗，我们依旧可以憧憬更明亮的未来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中国的大学能够真正拥有独立地位、学术自由和批判精神，成为“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”。到那时，大学是孕育创新者与批判者的大本营，从教师到学生，都尽情追求智力、真理和美。在其间，人们酝酿自由思想并自由表达，创造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以之推动社会进步。而大学，也因之焕发永久的生命力，站在批评的最前沿，站在创新的最前沿，成为国家社会当之无愧的“轴心组织”。